那一代烈士，那一代书生

今年春夏之交，艾辛同志问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那些爱国学生，你知道他们最后干什么去了吗？我眼前一亮，急切地想知道答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介绍一二九运动的小册子，一直想知道，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后来都选择了怎样的人生。看来今天遇到了知情人，明白底细的机会来了。

艾辛同志是央视导演，以执导、摄制纪录电影《走近毛泽东》、《战友》而闻名。她的新作《北平以北》是一部介绍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纪录电影。平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之一，就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挺进军第十团，十团的骨干力量，都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团长白乙化就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八路军中唯一一支知识分子部队。

最近，艾辛同志的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完成了后期制作，她邀请我和几位好友先睹为快。丰富的史料、深沉的叙述、彭湃的激情，把几十年前平北根据地军民血与火、生与死的抗战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批一批村民遭到日寇屠杀，一批一批共产党员深入敌后组织群众抗战，一批一批八路军唱着军歌走向血腥战场，那才叫前赴后继啊。虽然再多的史料也难于重现血腥历史之万一，可是我们几个观众却百之百感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和八路军十团将士勇于牺牲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白乙化（1911-1941），字野鹤，满族，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村人。先后担任东北义勇军司令、绥西垦区抗日先锋队队长、八路军挺进军十团团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副司令。

白乙化身材高大威武，像杨靖宇那样身高一米九零以上，是个文武双全的俊杰。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对伤员爱护有加，总是亲手给伤员换药、喂饭、洗脚，是个难得的仁将慈帅。

白乙化十岁那年，母亲因反对日本地质勘探者破坏祖坟，被殴打致死，姐姐在悲愤中病死。白乙化1930年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像杨靖宇、赵一曼那样，被党组织派往沦陷的东北，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父亲为了儿子能安守太平日子，强令他与一位村姑结婚。新婚妻子怀孕不久，他就离家出走，组织义勇军抗日。他们率先攻下一个伪警察所，缴获了十几条枪。他给日军当局留下一分署名“平东洋”的战书。后来义勇军频频出击，节节胜利，很快发展为3000多人的浩荡之师。“平东洋”的外号在热（河）辽（宁）地区声名鹊起，令日伪力量闻风丧胆。

1933年春，白乙化义勇军遭遇困难，国民党32军以援助为名，把义勇军骗到河北冷口，强行缴械遣散，以免它干扰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局。白乙化只好重返中国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并在这里领导了中国大学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当局加强对爱国学生的迫害，中共地下组织将白乙化等70余名学运骨干，转移到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和难民的绥西垦区。白乙化担任绥西垦区特委书记，在流民中宣传抗日思想，建立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先锋队总共有200余名大学生。

1938年6月，白乙化率领抗日先锋队，在雁北地区广灵县，与王震领导的八路军359旅会师。他把先锋队干部全部抽调出来，送到359旅随营学校进行实战训练。这些满腔报国热情的书生，得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团、营、连的战术要领。从此，抗日先锋队，指挥能力和战斗能力跃上一个新台阶。他们配合359旅，粉碎了日寇对雁北地区的进攻。

1939年4月，抗日先锋队奉肖克将军之命，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与王仲华率领的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并为华北抗日联军，不久又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原北平学联主席、“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王仲华（董毓华）任团长，白乙化任副团长。时隔不久，王仲华病逝，白乙化接任团长。

1939年初夏，该团在沿河城战斗中，三天之内，连战连捷。在一次奇袭战斗中，白乙化发现日军靠旗语指挥战斗，他带着一个警卫员，悄悄绕到敌人侧面，凭其射击神功，亲自打死敌人三个旗语兵。趁敌人指挥失灵的混乱之际，他率队冲锋，敌人死伤大半，敌指挥官大岛被当场击毙，另三位军官兵败自杀。在青白口阻击战中，十团遭到敌机轰炸。白乙化连发三枪，打死敌机飞行员，敌机坠毁。

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制定了“巩固平西，开创平北，坚持冀东”的战略目标。十团奉命离开平西，进发平北，开辟新的根据地。几年以来，中共几次跟日军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均遭失败，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什么双方如此看重平北，因为这里是日军扶持的三个汉奸政权交汇处。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华北自治政府，在此连为一体。如果八路军控制了这个地区，三个政权都会受到威胁。所以日军使尽一切办法，不让八路军在此立足。

五年前我去密云游历，村民告诉我，日军在这一带见人就杀，这个村庄曾经三次被夷为平地。日军目的是杀光平北地区老百姓，建立千里无人区，因为只要没有老百姓，八路军就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在许多兄弟部队遭遇失败之后，白乙化带领十团，迎险而上。

十团先在延庆展开工作，后来主要活动在平北根据地东部的丰滦密地区。日军特意从东北调来围剿杨靖宇的关东军，企图以其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和武器优势，把十团剿灭在燕山腹地。十团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大多数战斗，都是我方伤亡小于敌军。有一次王波带领一个连，消灭了二十几个日本鬼子，我方却无一伤亡。有一次消灭了90个日本兵，十团牺牲67人，指挥员还责备自己没指挥好。中国八年抗战，是以十倍的牺牲，换取日军的损耗。十团的战绩，经常与此相反。或许这个书生部队，真的有某种特殊的优势。

十团一边作战，一边组织群众。白乙化从机关和连队，抽调数十名知识分子干部，组成四个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并帮助各级政府组织地方游击队。他们还把抗日救国积极分子集中起来，举办干部轮训班，加强根据地干部力量，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1940年秋，日寇调遣上万名日伪军，对平北地区发动为期78天的“大扫荡”，十团纵横穿插，避强击弱，经过大小37次战斗，粉粹了敌人的“扫荡”，在丰滦密一带站稳了脚跟。平北抗日根据地扎扎实实建立起来了，由此打开了“一区跨三国（三个伪政权）”的局面，成为插入三个伪政权之间的坚强堡垒。

1941年初，白乙化被任命为军分区副司令。赴任之前，他召集十团指挥员，研究新一年的发展计划。此时两股敌人窜到密云山区，在鹿皮关一带讨伐。白乙化决定抓住战机，设伏歼敌。当敌人钻进十团伏击圈后，激战一昼夜，歼敌160余人。这时敌人增兵源源不断赶来，并占据一个制高点，局势越来越危险。白乙化决定亲临前线指挥。警卫员把他拽走三次，他依然跑到前线，登上一块突出的大岩石，挥着指挥旗命令部队冲锋。就在这时，日军狙击手从长城烽火台射来一颗子弹，射中其太阳穴。白乙化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时还没满30岁。

几十年后，北京为了建设平北根据地纪念馆，到白乙化老家搜集烈士材料。他的遗腹女已经是老人，他的妻子更是老态龙钟。母女俩这才第一次知道，永远失踪的亲人，竟是一位大英雄。

十团刚组建时，王仲华（董毓华）任团长，白乙化副团长，王波教导员，朱其文政治部主任，吴涛政治部副主任，王亢参谋长。王仲华很快病逝，白乙化接任团长。后朱其文调任地方党政工作。领导班子调整为：团长白乙化，政委吴涛，政治部主任王波，参谋长才山，王亢后来接任牺牲的白乙化担任团长。

王亢是东北大学学生。才山是北平大学学生。王仲华、白乙化、王波、朱其文、吴涛，他们五人都是中国大学学生。

北平中国大学，孙中山先生于1913年创办，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李大钊、李达等一批革命者，曾来该校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个具有革命基因的大学，培养出李兆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白乙化、王仲华、王波、吴涛、朱其文等一大批青年英才。

王亢、吴涛后来成为共和国少将，朱其文成为驻越南大使。王仲华、白乙化、王波、才山则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们个个学有所长，期望着用杰出的才华报效社会、建设国家。可是，那个时代国家贫弱，社会崩溃，东洋西洋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掠夺中国，蹂躏河山。一个残酷的时代，把一个残酷的主题，矗立在他们面前，那就是拯救苦难的国家，解放屈辱的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肩起使命，拿起刀枪，走向战场。生生死死置之度外，哼着战歌去当烈士。

那个年代，大学生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他们占尽各种优势，谁都可以享有辉煌的人生。十团的将佐，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参谋长才山，是个满腹经纶的智多星，人称小诸葛，他干什么都可以出人头地。政治部主任王波，人称小高尔基，他立志要当作家，写出《黄河大合唱》那样的作品，流芳百世。吴涛是个阔少爷，上大学时每年的生活费高达800大洋，他有多大的家业需要继承啊。白乙化也是殷实之家，父亲经商，母亲知书识礼，教他背诵了许多经典。他皓目美髯，文武双全，诗画兼通，多才多艺，还是校足球队的骨干，堪称一代风流才子，是多少女性心中的白马王子啊。他们若是选择个人家业和事业，肯定前途无量，若是选择民族解放，每分钟都可能血洒疆场。

可是，这些杰出的书生，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偏偏要把苦难的祖国背在自己的身上，偏偏要把自己跟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捆绑在一起，偏偏要拿起破枪，去面对侵略军最先进的杀人武器，偏偏要责无旁贷地选择这条牺牲之路。

这就叫担当啊！

十团满编为1380人，抗战中先后牺牲了1200人。除了王亢、吴涛个别人，其他200名知识分子，都把鲜血洒在了燕山腹地。咱们神州大地能够厚德载物、发子养孙、万物花开，都是因为浸染着这些英烈的鲜血。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十团竟然占了两位：白乙化、才山。

这份光荣可能超过所有其他部队。

我为什么关心参加学运的大学生，往后都踏上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因为我想知道，在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书生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分子除了写文章、游行、喊口号之外，还能不能有其他方式的担当。

感谢艾辛同志，用她的激情和爱戴之心，摄制了这部真实朴素而又震撼人心的纪录片《北平以北》，给我提供了答案。该片把以“知识分子团”闻名于世的十团的故事，从历史的尘埃中翻找出来，给我们看到前辈书生的才华、理想、血性与担当。这些永远新鲜的红色故事，能够让我们知道共和国的来路，能够疗救今天的轻浮、浅薄与自私。

文字，只是书生服务民族、报效社会的方式之一，如果遇上白乙化那样的时代，拿起刀枪显然是更重要的方式。书生也可以像所有其他国民一样，当战士、当烈士、冲锋、流血。反抗侵略、拯救祖国是最大的使命，知识分子没有更重大的个人使命，值得置于这个使命之上。

如果时代有变化，必须用其他方式（比如钱学森、邓稼先、杨利伟的方式）履行使命，那也是书生的光荣。方式是可以改变的，永远不变的是理想、担当和牺牲精神。

我们作为受惠于共和国的书生，点点滴滴的拥有，都是从烈士的鲜血中生长起来的。跟白乙化、才山、王波比起来，我们有什么才华好炫耀的，我们有什么禀赋好骄傲的，我们有什么成就好嘚瑟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放纵我们的私心、欲望和怨愤？

和平年代，书生的工作特点是成天泡在书本里，我们总是从浩瀚典籍中寻找我们的精神资源。作为受惠于共和国和平的这一代书生，如果仅仅把孔孟老庄的文字认作精神之父，难免会营养偏狭。必须把成千成万先烈的理想、鲜血与担当，也认作我们的精神之父，才能保证我们的精神世界阳光明媚、乾坤朗朗。

王亢将军在1992年辞世之前，嘱咐将他骨灰埋进白乙化烈士陵园。有人给他解释，那不是公墓，而是白乙化烈士的个人陵园，别人埋在那里，没法立碑刻名。王亢将军说：不要碑，不要名，我只要跟白乙化在一起。这就是理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