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为什么说中国要变成强国必须走向海洋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海权”有点敏感。

前阵子，一名美国陆军中校指出，中国正寻求在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在“第二岛链”切断美国对亚太区域进行力量投射的跳板；之后，又有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中国加罗林科考特别关注，认为中国要以水文信息助力突破第二岛链。

“岛链”，本是是由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冷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以各路群岛为基点，在亚洲拓展海权，制约中国等东方国家力量。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发展，这样的东西迟早是要突破的——比如目前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辽宁舰等力量，就已经实现了突破。

在我们看来，其实可以跳出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样的概念之争，看一看更具系统性、本质性以及前瞻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未来，中国应该具备怎样的“海权”？中国目前的海洋实力究竟如何？又应该如何提高自己？

岛叔、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波，最近在《边界与海洋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话题的重磅论文，名为《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对于系统性读懂中国目前在世界海权竞争中的地位、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挑战，这篇文章很有普及性和启发性。在取得该文的版权授权后，侠客岛对超过万字的原文进行了编辑删减，以飨读者诸君。

海 权

与陆权、 空权、 天权一样，海权是一个针对特定空间的地缘政治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自有国家之日起，海上权势就在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在美国从美洲大陆走向世界海洋之际，马汉提出了他的美国海权路线。

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又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

冷战结束以来，海权的内涵与实践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按照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的说法，海权包括海洋控制和海洋秩序两个层面。中美等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洋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

中国海权当然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海洋控制，特点在于这种海洋控制不是为了扩张和称霸，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马汉式海权概念的确过于狭隘而落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制延伸拓展将海洋权益、海洋文化等内容都往海权这 个概念里装。

在岛叔看来，对于中国而言，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内涵，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关系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

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以及陆军、空间力量和导弹部队等的可能贡献；

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即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一国海权强弱主要看其在国际海上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决定了海权带有先天对抗性的特点；

作为资源或能力，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尤其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

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海权是在一定的空间发挥作用，范围的界定对于海权的研究至关重要；二是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制海权也不是发展海权的唯一工具，海上权力应是一个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的多维组合。简而言之，海权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信服的能力。

条件

要发展海权，中国的内外条件如何？

从先天禀赋看，中国具备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的基本地理条件。它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并有着较好的海洋空间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强大陆权的支撑。

不过与英、美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理禀赋相对较差。中国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大国所没有的复杂地缘状况。中国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地缘优势可以几乎不用考虑陆上威胁而集中精力与资源建设海军和拓展海洋事业。

从对海洋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国近海的自然环境对中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弊多利少。中国近海南北长东西短且与太平洋及相邻海区之间的联系为岛屿、海峡所割断呈现半封闭海区的特征，战时易遭敌兵力封堵分割。美、俄、日、东盟等海上战略力量环伺，正面海区边沿展开造成中国海军兵力出入大洋为人所控制，黄海、东海的战略纵深较浅使中国海军兵力在这一海区活动受限制较大等。

此外，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除了台湾东海岸以外少有能直通大洋的通道西太平洋上的“第一、第二岛链”成为中国军事力量从近海出入大洋的障碍。更棘手的是美日等对中国海权发展持质疑态度的力量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及其附属的重要海域，黄海、东海和南海实际上成了近乎封闭的内海。

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国海权缺乏必要的智力和文化储备；在文化基因层面，中华文明相当缺乏“海”的元素，数千年农耕文明所赋予的内向性民族性格和根深蒂固的“ 小农意识” 也依然是中国走向海洋的精神羁绊。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缺乏海军传统，缺乏海权思维，缺乏海洋意识，对大海的认识、利用和控制的相关智力积累和储备与西方海权强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同样，当今世界整体背景也很重要。时代主题已非战争与革命“跑马圈地”和“炮舰外交”，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 国际规范和国际舆论的束缚。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和平、 发展乃至公平主义正成为全人类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诉求。

因此，中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自己地缘上的不利地位，也几乎无法倚重武力实现海上崛起。世界大洋上的所有重要岛屿、 战略要道已被其他国家所瓜分，而控制关键岛屿和海峡是控制海洋的基础。

但时代情势不仅约束中国，同样约束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海上强权。美国等国也很难在中国海权“将强未强”之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巩固其优势。潜在的冲突与战争仍然存在，但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衰进行纵向比较，今天中国海上崛起遭遇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

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当今的国际海洋秩序凸显了和平竞赛的成分，这为中国通过和平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华民族一向是和平竞赛的高手。

军 事

那么，在军事层面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世界”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过时，海权依然重要，但已不处于决定性地位，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行动的偶然性越来越小。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上强国依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

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的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

同样，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发展和使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将经济实力转变成军事实力将变得更加困难，若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体系管理水平，仅凭简单复制将难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目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海上格局正呈现“群雄崛起”的态势，中国海权的崛起面临着众多强有力且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对待中国海权的消极态度和中国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缘态势一起构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最主要外部环境。

美国、 日本和美日同盟是中国海权面临的最大外部变量。美国无论是在政策准备还是在具体行动方面都已经将中国看成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着手采取政治、经济、 外交、法律及军事等综合手段予以强力应对。这事实上是 一种“局部遏制”政策，即一方面美国依然希望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暂时难以改变接触加防范的总体思路在经济合作、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将继续寻求中国的配合；另一方面，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明显针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防范与牵制行动，并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始直接向中国发难。

印度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另外两大海洋力量，也将是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另外两大关键国家。总的来看，它们都处于中国核心海洋利益的外围，在海上与中国利益冲突不大，就对华政策而言它们虽然在安全上与美国较为亲近，也在积极响应美日从海上对中国进行牵制，但都奉行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在追随美国牵制、围堵中国方面尚保持着一定的度，未来政策走向仍有较大的可塑性。

如何在发展海权的同时照顾到周边国家的心理感受，减轻它们对中国安全政策的疑虑和担忧，将是中国海权发展中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

实力

那么，目前中国的海权实力如何？

应该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权处于兴起的阶段，下一个30 年中国海权将真正走向崛起，规划中国海权的目标和发展路径就必须对前一阶段中国海权发展的情况做一个基本评估或中期考核。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考察：海上力量、海洋地理、经济实力、政治能力。

（1）海上力量

我们可以选取各国海军中的精锐力量——大型主战舰艇来做个横向比较，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很快。按照外界的普遍预测，到2020年中国大型主战舰艇的数量将达到100艘左右，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与俄罗斯，在西太平洋地区能与美国相比肩。

从CISR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看，这是各国的核心机密。仅从装备和技术的角度来观察，目前，中国大致排在美、 英、法之后，基本上与俄罗斯在一个档次。考虑到技术进步、 投入势头与综合国力中国在CISR系统方面的能力超过美国以外的国家将只是时间问题。

彼得·海登曾将海军任务从高到低分为战略威慑与强制、力量投送、海上控制、 海军外交、 海上安保及人道主义援助等六类能执行的任务。等级越高说明海军能力越强。世界上能执行战略威慑与控制任务的只有美、俄、 英、 法等屈指可数的几支海军，而海上安保及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可以进行。岛叔认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频度即执行任务的次数——同样是执行战略威慑与控制任务，美国海军进行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海军。

目前，中国海军任务的强度和类型还无法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海军相提并论。

（2）海洋地理

经典的两条定律依然有效：同等国力条件下，海洋国家优于陆海复合型国家，毗邻战略通道附近的枢纽国家优于其他海洋国家。就海权拓展而言，中国、法国、俄罗斯均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但中国更靠近当今的世界海上地缘中心——亚太，中国海域及港口的位置也较俄罗斯有利。

海域面积越大，该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空间就越大，海域面积通常与地理位置产生叠加效应。海域面积大、地理位置又好的国家就具备了成为海权强国的地理潜质。中国的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 万平方公里，但尚有 150 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处于争议之中，即便按照 300万平方公里来算中国的海域面积在世界各海上大国之中也是最少的，远小于美国、法国、澳大 利亚、俄罗斯、英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智利、巴西、基里巴斯、墨西哥等国，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与海洋强国地位非常不匹配。

此外，一国的海上邻国越多意味着地缘环境越复杂恶劣，会面临海上通道受制于人、海域划界纠纷、区域权力竞争等困境。在海洋大国中，中国的海上邻国数目仅次于俄罗斯得分排在倒数第二。

而在海外基地方面（数目越多、分布范围越广该国的海外行动能力就越强），中国尚只有吉布提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明显不及美国、英国、 法国、 俄罗斯。

（3）经济实力

相对于陆权而言海权的成长周期过长且花费过于巨大，所以搞海权的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要有强大且可持续的经济实力。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超过美国，完全具备成为全球海权强国的经济潜力。

科技层面，整体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成为制造强国尚需时日。在海工相关领域，中国科技与制造的强项主要体现在系统集成与整体设计动力设备等，核心部件、基础材料及工艺等方面的进步则较为有限。中国的海洋科技水准要弱于美国、英国、法国等传统海上强国或制造业大国，与俄罗斯、德国相比各有千秋。考虑到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且能自主建造从航母到深潜器在内的全套海工装备，中国要强于日本与印度。

（4）政治能力

政治能力主要包括政府效率和国际威望及影响，后者可通过盟友体系状况、国际政治地位、外交能力等指标来观察。

政府效率主要指政府在筹集资金和其他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等方面的效率。如果仅考虑造船速度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就，中国政府无疑是非常高效的。但在海洋综合管理制度改革和海洋立法等方面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在海洋外交技能（如该国律师团队或公民在涉海案件中的活跃程度等）方面，中国在海洋政治中设立规则、 应用规则的能力还较弱，对海洋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影响力不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海洋大国，某些方面甚至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中小国家。

综上可知，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中国大幅提高了自己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无论是与自身相比还是与他国相比，中国这些年在海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都是十分巨大的，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崛起的基础。然而在CISR系统、科技水平、盟友体系和海洋外交能力等诸多方面与一流海权国家相比尚存在程度不一的较大差距。

道路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海权？

基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考虑到海权各大要素和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宜追求“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

近海控制，即在毗邻的东亚近海谋求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或海上控制，以确保台湾走向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并引领地区海洋秩序；

区域存在，即在利益攸关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军事存在和强大外交影响，主要起威慑和牵制作用，防范敌对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和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

全球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

要实现上述目标也绝非易事，要想成功必须坚持和践行“三个创新” 。

首先是范式创新。与历史上其他海权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手段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追求的海洋控制的有限性和对军事力量应用的极大克制性。中国海权的兴起将意味着世界新型海权发展模式的成功，中国海权的发展也是世界海权理念的革新。

中国海权的发展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建设。中国仍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去确保其和平利用海洋、参与海洋事务的必要权利。这种权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海权的基础。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方式是和平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中国的海上力量将是区域重点布局，主要目的是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维护中国的利益，在相对无限的空间范围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就战略手段而言中国将主要依靠外交、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三大支柱手段实现其所界定的战略目标，这三大手段是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倚重互相支持。

二是技术创新。海上和平崛起的范式下，中国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综合进步，是一种和平发展与和平竞赛技术创新。中国要走向海洋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就必须解决科技创新不足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

三是制度创新。海权国家生产了塑造海洋秩序、捍卫其海洋活动的一套话语体系，即海洋叙事每个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必有一套关于“ 海洋与海洋所有权” 的规则。

与传统海权以制海权为焦点有所不同，现代海权的核心是“秩序”。英国与美国长期主导世界海洋秩序的原因有很多，但制度创新无疑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机遇就在于，国际上博弈了四百余年的海上开放与封闭、自由与主权原则正将走向一个新的平衡。而中国兼具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随着中国走向深海远洋在自由原则上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和诉求正在快速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在主权原则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和较强的共鸣。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主张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和开放包容等原则就很好地兼顾了自由原则与主权原则的平衡，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海洋秩序的主要价值理念。中国需要在实践中加强探索并对这些理念进行好的包装，以尽快形成类似“航行自由”这样的简洁原则标签。当然今后任何国家均很难具备当年英国与美国那样的超强实力，中国 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自己占主导地位的海洋秩序。但中国无疑应该是未来海洋秩序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是中国海权崛起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