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直接发钱”的社会实验，是一个低配版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完全的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这样的：只要是合法居民，不分性别、年龄、贫富，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从国家领取一笔生活补贴，数额要超过国家贫困线。

芬兰赫尔辛基，当地举行焰火表演，迎接新年到来

这种“乌托邦式”的福利政策，在中国常常被怀疑是要搞平均主义，没有多大的市场。然而，在国际上，无条件基本收入已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思潮，左右两派均有众多支持者，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纳米比亚等国已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实验。

左派注重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对能“终结贫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自然支持；右派则想用无条件基本收入代替成本高昂的社会福利体系，给市场注入活力，让政府瘦身。

在“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提倡者看来，这一政策不必然导致人们工作动机和热情降低，变成“养懒汉”。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满足于基本收入的，仍然会继续工作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此外，这笔钱还可以让人们有做小生意的资本，进行职业培训，促进消费，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芬兰政府认为该政策能促进就业的原因所在。

“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基本上是给穷人直接发钱。对直接发钱的扶贫效果，人们常有本能的怀疑：穷人缺乏自制力，钱会被他们浪费在享乐上，发钱会让他们养成“等靠要”的习惯，变得更加懒惰。

事实却证明，人们的担心有些多余，直接发钱好过很多援助方式。据《直接发钱能帮助穷人吗？》的作者蒂姆·哈福德介绍，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19个直接发钱扶贫的随机性实验进行了调查(实验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发现，接受现金援助者的烟酒支出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相反，穷人能很好的利用这笔钱，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进行成功的投资。

在发展中国家，“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减贫效果更为明显。2008和2009年，纳米比亚的贫困地区Otjivero-Omitara开展了一项基本收入的实验。两年后的官方数据显示，当地的犯罪率下降了36.5%，贫穷率从86%下降到68%(如果控制人口迁徙因素，贫困率从97%下降至43%)，失业率也从60%下降到45%，当地人的平均薪资收入增加了29%，当地儿童的健康状况和入学状况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非洲纳米比亚实行的“基本收入”计划效果广受好评

即使是社会最边缘的群体，直接发钱的援助效果也令人印象深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布拉特曼曾做过一个极端的实验：给利比里亚贫民窟里的小偷和毒贩发放200美元的现金。结果，就是这些人也没有随意挥霍——他们花在喝酒或毒品上的金额平均仅为8美元，其他则花在了租金、食物、衣服和“商业投资”上，如有人买了一大桶烈酒，分小杯卖给别人。

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意味着扶贫工作没问题。中国扶贫工作的常见问题有以下几类：1、地方官员对扶贫款的截留挪用、贪污、挥霍浪费；2、扶贫主管部门众多，项目重叠，资金利用低效；3、扶贫政策政出多门、标准多样，贫困户申请困难。

给贫困户直接发钱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数目清楚，地方政府没法再雁过拔毛，扶贫款也很难被闲置浪费；大量的扶贫项目也没有存在必要了，有利于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扶贫行政成本；因为不懂政策而无法申请补助的贫困户，会自动获得本属于他们的权利。

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发钱是输血，只有造血才能让贫困户真正脱贫，否则贫困户只会“等靠要”。且不说国外经验表明并非如此，在中国可能也是想当然：

第一，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表示，贫困户致贫原因中有一项是缺乏动力(不仅缺办法而且缺想法，穷怕了不敢想，习惯了“等靠要”)，但只占3%。

第二，地方政府造血扶贫的主要方式是搞特色产业，而发展特色产业，失败的案例不少，成功的案例不多。原因也不复杂：1、特色产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2、特色产业受市场影响，农民能否盈利没有保证；3、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强推特色产业，“逼农致富”，结果农民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蒙受损失。

如果行情不好，蔬菜种植户常常会亏本

给所有贫困户直接发钱，总体的资金利用效率不一定比政府搞项目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作哪怕是一小点改进。而直接发钱，相当于把生产要素直接给到他们手中。

更可况，给贫困户直接发钱，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贫困户有了钱，市场主体会更主动参与扶贫工作，扶贫效果可能更好。

芬兰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并非是心血来潮，芬兰政府最近已推出100多项政策实验，无条件基本收入只是其中之一。一家名为德莫斯(Demos)的智库，为芬兰的基本收入及其他治理实验提供支持。该智库的研究员麦可·安娜拉认为，“社会其他领域已经习惯了测试、原型分析再规模化的决策程序，但治理领域还不常见。这导致政府决策非常理论化、缓慢且依赖于推测方法，缺乏可靠的证据”。

芬兰开展大规模实验，被认为是芬兰走向“实验主义”治理国家的标志。“实验主义”治理，意味着政府在大规模引入新政策之前，要先做系统性实验，在实验中收集数据，发现问题，并根据实验效果和公众反应，随时对政策进行微调。

麦可·安娜拉认为，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实验主义治理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移民、老龄化等现象，是政府决策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通过提前规划来解决，最好用实验的方法。

过去，中国出台一项扶贫政策，就会有成百上千万人获益脱贫。现在剩下的贫困户脱贫难度大，贫困原因各不相同。中国扶贫，除了要精准之外，也应努力探索新的扶贫办法。中国进行这类探索还有一个优势，贫困户多集中在连片贫困区，容易进行分组对比，实验的结果和数据也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