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消失，早就不是新闻。国家税收应该向因机器人普及而失业的人群倾斜，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也是经济和科技界的流行观念。

不过，与他们相比，盖茨的想法更进一步。盖茨认为，一个人类员工在工厂中创造了5万美元的价值，人类会为这个价值缴税，如果机器人创造相同的价值，企业也应该为机器人缴纳数额相当的税。这意味着盖茨支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机器人税，而不是提供简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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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盖茨异想天开，在现实中这个想法已变成一些政界人士的政策主张。2016年，欧洲议会议员玛蒂德尔沃就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如果机器人大规模代替人工，那政府就应向机器人所有者征税，税金用以资助因机器人失业人群的培训。反对者则认为，征收机器人税会对企业创新、就业竞争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最近，这项提案以396反对票、123赞成票，85弃权票的结果被驳回。

不过，这不是向机器人征税的终结。今年1月，法国前教育部长伯努瓦·阿蒙成为法国总统选举的社会党候选人。他的主张和盖茨类似——对雇主使用机器人创造的“增加值”征税，数额与雇人要支付的“社会负担费用”相等，以便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

虽然这一主张很难马上成为现实，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机器人更加普及，贫富差距依旧巨大，征收机器人税会成为越来越多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

盖茨征收机器人税的主张，一直争议不小。很多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史清楚地表明，新技术造成失业是暂时的，新技术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终社会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对机器人征税，是阻碍技术进步，和过去那些捣毁机器的手工业者一样，既愚蠢又徒劳。

然而，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在今天自动化生产浪潮下，不一定有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克菲将机器革命分为两次：第一次机器革命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以人工智能的应用为标志。

蒸汽机的发明，是用物理动力来替代或者扩展人体肌肉，人类与机器动力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人类控制机器)；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需要人脑管理和控制的工作也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它们的很多决定和指令还优于人类，这导致人类和机器成为互相代替关系(人类和机器成为对手)，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很多传统的人类工作会在第二次机器革命阶段永远消失。

即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它破坏就业的速度也比创造职位的速度快。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克菲用美国生产率和总就业人数的图表对此加以证明：

黑色曲线是生产率，浅色曲线是就业人数曲线(生产率指的是单位投入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衡量增长和财富创造的重要指标)图片来源：公众号机器之心

图表显示，1947年到2000年，两条线的走势一直相似，就业岗位的增加呼应着生产率的提高。这表明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然而，从2000年开始，两条线开始相互偏离；生产率持续强劲上升，但就业率却突然衰退。到2011年，两条线之间出现明显差距，显示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职位增长。布莱恩约弗森和迈克菲将其称为“巨大的脱钩”。布莱恩约弗森认为，生产率的健康增长和就业岗位的疲弱增长背后的原因都是技术——技术有其黑暗的一面：技术进步使得很多类型的工作变得不再必要，普通工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

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脱钩不能全都归罪于科技进步，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二次机器革命与过去非常不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机器人永久替代大部分人类工作，没有人能说得准。如果是前者，当然没有征机器人税的必要；但如果是后者(包括新增就业岗位长期不足)，那么征收机器人税最终可能会是一个无奈而现实的选项。

有人认为，征机器人税是反创新，无论理由为何，都不可接受。实际上，盖茨的征税建议，并不是反对创新，盖茨在采访中表示，如果人们对创新结果的畏惧超过了热情，会非常糟糕，这意味着人们不会促使机器人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与禁止某些机器人创新项目相比，征税当然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可见，盖茨并不是反对创新，而是希望通过征税来延缓新技术的应用，让普通人更易接受科技创新。盖茨并非杞人忧天，去年金融时报和高通公司的联合调查发现，全球精英(那些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生活在首都城市的人)对创新要比普通大众热情得多。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精英和普通人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不同认识，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类“选民造反”现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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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之所以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是因为人们有学习的时间。哈佛大学的卡兹教授指出，20世纪初美国农业岗位大量减少，但许多农民可以接受中学教育，并进入工厂工作。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这提高了美国人的整体收入水平，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

现在，新技术彻底改变世界的面貌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有科技人士认为，从一项新技术被引入到它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大概只需要5-7年。延缓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降低人们对科技进步的焦虑，还能给人们一个机会——通过学习和培训获得与机器人大规模应用相适应的技能，实现再就业。

征机器人税也有现实困境：机器人种类太多，征税标准难以确定；一国率先征收机器人税，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对机器人友好的其他国家；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人和懒汉很难区分……

那为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对机器人征税这项措施呢？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和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2016年，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中，有45%可能会实现自动化。这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2万亿美元的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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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2014年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技术革命带来的繁荣大都被投资者和技能最好的工人所获得，如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970年代的9%上升到22%。

布莱恩约弗森和迈克菲两位教授认为，技术进步的提速还将继续扩大技术赢家和技术输家的差距，收入会更加不平等。数字技术更容易让赢者“通吃”，如自动化报税的程序设计者可能赚取上亿美元，而大量会计师可能因为失业身无分文。

征机器人税有很多现实困难，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更不该用税收去阻碍创新；但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问题，我们不应因循守旧，有合理性的新想法都值得尝试，这样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