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马泮艳的悲惨遭遇一经曝光，立即引发网友关注，当地政府表示“获悉马泮艳的不幸经历后，县委县政府十分同情，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县纪委、县政法委、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民政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马泮艳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与其前夫成功离婚后，马泮艳还有以下几点诉求：1、前夫陈学生与其发生性关系是强奸；2、他的伯父将其遗弃和贩卖；3、当年她报案强奸时，警方未立案是不作为；4、给她和前夫办结婚证的工作人员渎职；5、当年政府部门渎职对她造成了伤害，申请国家赔偿。

然而，联合调查组2月24日发布的“情况说明”，把她的维权努力推向了绝境。

马泮艳本人

首先，他的前夫未涉强奸罪。理由有二：1、时间久远，已无法提取到相关物证和生物检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学生涉嫌强奸罪。2、法律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女方是否同意，均构成强奸罪，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陈学生在马泮艳未满14岁时与其发生过性关系。

其次，马正松家庭困难，主观上未以牟利为目的，客观上没有出卖行为，不能认定马正松涉嫌拐卖妇女儿童。马正松对马泮艳姐妹无法定抚养义务，不符合遗弃罪的犯罪主体，不涉嫌遗弃罪。

再次，当地警方也没有不作为。马泮艳表示，2001年曾到双龙派出所报案，诉陈学生强奸，并进行了检查。但当地政府认为马泮艳、马正英二人均不能辩认接警民警，双龙派出所无报案书证，时任民警均证实未接到报警，卫生院无法证实曾为马泮艳做过生理检查。因此，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实2001年马泮艳到双龙派出所报过警，也不能证实双龙派出所民警不作为。

唯一能证实有错的，是一名叫刘忠辉的退休民政人员。因为2008年在双方没有在场、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办理婚姻登记，违反了《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去年8月8日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份历时9个月，洋洋洒洒近3千字的“情况说明”，不但马泮艳不接受，很多网友也有质疑。

质疑1：警方是否渎职。去年《京华时报》在采访马泮艳时，曾对她在未满14岁时，是否报案这个细节进行过核实。当时派出所民警表示，马泮艳确实在2000年(当时马泮艳12岁)报过案，派出所对其做了医疗检查。派出所还与马正松取得了联系，马正松表示马泮艳已经嫁给了陈学生。派出所据此判断这是一起家庭纠纷，才没有管。

果真如此，当事警察不仅放任违法犯罪行为，还已涉嫌玩忽职守罪。近20年前发生的事情，马泮艳无法辨认当事民警，当地卫生院记录缺失，都可以理解；但按照常理，民警对一件没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有清晰的记忆，更不会主动“背锅”。政府认定的事实从何而来？难道是因为2000和2001年的差别？实在让人疑窦丛生。

质疑2：马正松是否涉嫌拐卖妇女儿童。民间送养和拐卖妇女儿童的认定，关键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按照司法解释，即使是亲生子女，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均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陈学生给马正松钱，明显不是为了抚养马泮艳，而是为了跟自己结婚。而且按马泮艳的说法，马正松不仅私吞了她和她姐妹的孤儿补助金，把她们“许配”给别人时，还拿了钱：1998年，大姐“出嫁”2500元钱；2000年，马泮艳“出嫁”3000元(陈学生家曾表示是7000元和500斤大米)；2002年，小妹“出嫁”4000元。

3000元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据重庆市年鉴显示，2000年巫山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261元，马正松出嫁三姐妹的“总收入”算得上一笔巨款。此外，马泮艳还说过，初到陈家时，她三番四次逃跑，陈家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来找大伯退钱。姑父和大伯代表马家出面，只说了一句：“人交给你了，你自己看管好。连个女人都管不住，你就去死吧。难道还要我给你往床上抱吗？”

有法律人士认为，是否已非法获利为目的，可以从行为人实施行为的背景和原因，行为人对收养人家庭是否关注，收取钱财数额多少，收取钱财用途进行判断。从这个角度看，马正松是否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值得商榷。

质疑3：调查是否公正。依据法律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女方是否同意，均构成强奸罪。如果成年后的性关系因“时间久远，已无法提取到相关物证和生物检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学生涉嫌强奸”，但只要证明陈学生在马泮艳14岁前和其发生性关系，也能认定陈学生强奸。

而根据马泮艳女儿的出生日期，可以倒推出马泮艳和陈学生初次发生性关系时，马泮艳是否满14周岁。当地政府认定马泮艳女儿的生日是2002年10月26日。医学专家根据其女儿的生日推测，马泮艳第一次产女的受孕时间在2002年1月至3月期间，而当地政府认定马泮艳的生日是1988年1月24日，到2002年1月24日马泮艳已满14周岁，当地政府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陈学生在马泮艳未满14岁时与其发生过性关系(即不能证明陈学生涉嫌强奸罪)。

然而，母女俩的生日认定依据却不一样，马泮艳的生日日期的依据是户籍资料，其女儿的生日认定依据却不是户籍资料——其女儿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是9月21日，但当地政府认为这是阴历生日，认为10月26日才是其女儿真正出生日期。

马泮艳对自己的生日很清楚——1月24日是自己的阴历生日，公历生日是3月11日。因为“在80年代的重庆农村山区，99%的人都是按照农历计算日期的，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怎么可能按照公历日期记住我的出生日期？”但当地政府却不予采纳。

2016年6月，巫山县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中，还认定马泮艳的女儿是9月21日出生

有网友猜测，当地政府坚持认定马泮艳是1月24日出生，他女儿的是10月26日出生。是为了尽量把马泮艳的生日往前推，把她女儿的生日往后退(阴历和阳历生日相差1个多月)，以便让马泮艳生女儿的那次性关系，更完美地躲过“与不满14岁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违背意愿都是强奸”的法律红线。

联合调查组声势浩大，但这不是马泮艳维权最需要的。微博用户“sven_shi ”认为，人口买卖有一般有三方：卖方，买方和被买卖者。这个特性就决定了类似案件的断案极难。因为一旦买方和卖方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找到买卖证据就非常困难。

这样的案例机会往往只有一次，就是一定要在女童成年后第一次报案时就要求警方强力介入，分化卖方和买方。隔离并且诱使他们为了互相推卸罪责而相互指控。所以我们国家在操作时时常默认买方无罪，利用买方去咬出卖方，尽可能给卖方定重罪。

实际上，虽然当地早早地成立了调查组，但在立案上却磨磨蹭蹭。按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一般情况七内决定是否立案；特别重、复杂线索经(市)级公安机关负责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延至六十日。

而据《红星新闻》报道，去年5月4日，马泮艳就到双龙派出所报案，控告陈学生在自己未成年时强行发生性关系，强奸幼女；大伯马正松、姑父罗元道拐卖幼女，但当地警方直到今年2月17日也没有立案。当地公安和检察院表示，案件情况要由县委宣传部统一发布。

我国法律明确定，司法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以及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公安局)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此类案件，如果司法机关能迅速介入，主动介绍案情，这样不仅有利于受害者维权，还能树立司法权威。然而，司法机关并没有这样做，这就难怪有网友怀疑这是在统一口径了。

像马泮艳一样的童养媳在中国有多少，并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童养媳在中国农村绝非个案。2011年,公益人士张菁发布了《中国福建莆田童养媳问题调查》，她根据调查数据推测，仅莆田地区的童养媳人数就在12万到60万人之间。以东海镇坪洋村为例，这个离莆田城区30公里有900多户、4300多人的村庄，竟有近千名“童养媳”。

童养媳长大后开始寻亲，图为在福建福田举办的大型寻亲活动

1949年以后一度销声匿迹的童养媳现象，为何死灰复燃？张菁认为，中国儿童出生率中男女比例失调，父母担心儿子找不到媳妇，以及当地政府对大量存在的童养媳现象不闻不问，助长了这一社会问题的蔓延。

马泮艳的悲惨遭遇引起了轰动，这本是一个弥补法律漏洞的好机会：民间收养，行为人收受财物是否应有标准和上限；如何完善农村孤儿救济；地方政府如何遏制童养媳现象……这也是我们关心这一案件进展的原因所在。当地政府看似详尽，却有诸多疑问待解的调查，不应是事件的终了，更不应成为马泮艳继续维权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