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之恶,每年都谈。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传销也有门派之别。不管陷入暴力,还是堕入柔情,都是不可测的万丈深渊。
传销分“北派”和“南派”,其实并不严谨。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是按照地域划分,也不是按照传销领袖的户籍划分,这种区别,主要是操作模式上有很大不同。
最近遭遇不幸的一位求职者,很可能和北派传销有密切关系。据某反传销组织的志愿者透露,他曾经见过这个求职者,其陷入的传销窝点就是北派传销组织中的佼佼者“蝶蓓蕾”。
很多人会疑问,名校毕业,又是年轻人,为何这么容易被洗脑?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陷入传销者,不一定就是被洗脑成功的,尤其对于北派传销,洗脑并不是最关键的环节。今年4月,平面模特童亚萍因为接下同行群里的“一个通告”,从北京到了某地,当她抵达一处“服装厂仓库”后,却遭一伙人禁锢11天之久。在那里,她每天在监视下“上课”、玩游戏、聊天、甚至去厕所。她陷落的就是北派传销。
中国反传防骗联盟曾经介绍过更惨的事例,一个大学生被骗入北派传销组织7天,他记录了自己的遭遇:住狗窝、住臭水沟、吃变质食物、打人、鼻子灌水,勒索钱财,样样都有。而他们日常玩的游戏是:谁输了,谁隔着裤子舔裤裆。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某直辖市、传销、非法拘禁为关键字进行检索,2016年共有31份判决书,2017年也有17起,其中受害者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以非法拘禁的方式控制受害者,成为北派传销的惯用手段
北派传销主要盯住年轻人,尤其是从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这些人的特点是:没钱,有迫切找工作的需求。所以每年6、7月是他们吸纳人员的高峰期。虽然以提供正式工作骗年轻人上钩容易,但毕竟他们是相对有头脑的一群人,要想把他们留住,暴力手段是不二选择。
并不是所有的传销组织都限制人身自由。比如南派传销,经常打着“政府支持”“纯资本运作”“民间互助理财”等旗号,以考察项目、包工程、旅游探亲为名把人骗到外地,进行一系列的洗脑工程。
“地方政府暗中支持传销”是传销者给每个新来者要上的第一课,“公安局就在咱们旁边,也就50米远,可能让咱们干坏事吗?武警部队也就在这边,他能不管吗?”
还有更邪乎的,传销者这样告诉新人:“2005版的人民币你们仔细看过吗?背面的29个点意味着发展29个人可以当老总,人民大会堂的三个台阶和五根柱子以及5段防伪金属线都寓意着五级三晋制。”
传销组织者利用人民币忽悠传销新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图片来源:《南派传销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初来乍到的传销新人,偶然看到了国家宣传打击传销之类的报道,都会被传销组织者说成是所谓的“宏观调控”。虽然南派传销也会发生收手机这样的事,但总的来说,是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甚至刚开始带着你到处游玩,没钱回家还免费帮你买车票,没对象还帮你发展异性。
南派传销发源地最初在广西来宾、玉林、南宁、北海一带,后来扩散到云贵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陕西、河南等省,现在合肥、贵阳、长沙、南京、武汉、昆明、西安、成都、郑州等地都成为这种传销的重灾区。
2017年元旦,武汉光谷,传销新人在铜像前接受训话,如果他们想逃走,没有难度
整套洗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调动人感性的一面,以及对传销社群的认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理想而奋斗,而干扰我们的所有负面因素,都是通往财富自由道路上的阻碍。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北派打地铺,南派住别墅”。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只要干上了传销,日子不可能过得潇洒,因为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拉锯战。传销者的生活费用,基本都来自其缴纳的“加盟费”,而一个传销者一般都会留下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他们必须过一种极为简朴的生活,在很多城市的传销组织,都要求参与者去菜市场捡菜叶,并称之为“磨练意志”。传销者的聚集地,实际上就是贫民窟,粗茶淡饭,维持最低的生命开支。
武术有南派、北派之分,修脚也有北派、南派之别,说传销也分南、北派,并不是戏谑。北派传销在1997年发展到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后来逐渐裂变扩散到全国。而在2003年前后,南派传销大举北上,在安徽合肥、河北燕郊、山东威海乳山等地生根,南北两派传销胜利会师。
近些年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南、北派传销反思自我、互相学习、从对方身上找优点,比如北派传销也开始注重精神控制,放松人身限制,一个陷入“蝶蓓蕾”的传销新人曾介绍:“不是硬性绑架,也没有人身伤害,只是前一个星期必须待在家里。你交了钱后,组织就会慢慢认为你是自己人,把手机还给你。”
而南派传销内部也常常反思“手段不够雷霆”。所以,也常常看到,即使在南派传销的大本营广西,也时有暴力传销的新闻发生。随着“北派南下”和“南派北上”,现在,除了西藏外,几乎每个省都有南、北传销的分布。
不管是加强洗脑,还是强化暴力,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传销团体的稳定性,使整个群体成为信息孤岛。由于传销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的更新换代,也由于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只注重于事后打击,传销的危害未能充分暴露。传销组织者往往将公安机关的调查解释为“破坏事业”,让广大参与者对警方产生抵触情绪,这直接导致了取证困难。
今年7月,某地警方发布通告,声称一举抓获“蝶蓓蕾”传销组织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人员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成功将这一传销组织连根拔起。很多人奇怪,既然“连根拔起”了,为何还有此后的惨剧发生?
“蝶蓓蕾”组织的一些头目被警方抓获,但它们往往死而不僵
这一类传销组织,大部分的状态是死灰复燃和死而不僵。因为参与者众多,任何一个席卷其中的人,都可以另立山头。“蝶蓓蕾案”曾在2006年就被定义为“全国最大传销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组织也不曾覆灭。
这种传销组织一般潜藏在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农村,传销者和当地农民勾结的现象比较突出,警方突击检查的对象一般是登记在册的出租屋(传销组织的据点),如果有当地农民从中配合窝藏传销人员,执法难度确实比较大,会涉及天量筛查工作。
传销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引起社会剧烈转型,此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效率重于公平,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被抛弃。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成为“社会失落者”,毕业找不到工作、下岗、没有退休工资,而传销,就成了玩弄中国穷人的“发财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