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超限入刑”，是指虽然未发生交通事故，但在道路上行驶时严重超限超载，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货车超载超限入刑，有一定的舆论基础。如果你常逛汽车论坛，就知道私家车车主对大货车的恐惧有多深，尤其是外表肮脏货物摇摇欲坠的货车。几乎所有老司机都知道——珍爱生命，远离大货，不要与大货车并排行驶，一旦看到后面有大货车尾随，加油门扬长而去是最好的选择。

车主对大货车避而远之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汽车的安全性主要包括良好的制动性能和操作稳定性。而货车惯性大，长期超限超载又处在超负荷运载状态，极易刹车失灵。疲劳驾驶对长途载重货车司机又是家常便饭。疲劳的人操控疲劳的机器，必定引发悲剧。据统计，2012中国货车保有量1900多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7.8%，但货车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约占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28%。此外，由于超载使路面严重损坏，大大缩短了道路和桥梁的使用寿命，最终的养护和维修成本却由每个纳税人分担。

货车超载是一个久治不愈的全国性难题。但超限超载的货车司机，并非钻到钱眼，不顾他人死活的人，相反他们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勉强能够依靠驾驶技术自食其力。他们以身犯险的根本原因是“货车不超载就亏本”——遵守规则的人会饿死。这一尴尬的现实是由市场和行政之手共同作用形成，其中涉及到公路运输市场的供需关系，收费公路的痼疾以及执法部门的“罚款经济”等一整个利益链条的分配。大多都是老生常谈，但我们不妨再谈一次。

首先，目前全国公路车辆运力总体上是供大于求，致使运价异常低廉，货运市场竞相压价。其次，运价低廉的情况下，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一直在走高，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畸高的路桥费以及五花八门的罚款。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案例是，河南农民时建峰在2008年5月到2009年1月之间，冒用军车牌照运输沙石，偷逃过路费2361次，合计逃费金额368余万元。但8个月内他一共只挣得20多万元，还不够缴过路费的零头。至于罚款，已经沦为公路货运行业的“潜规则”，交了钱就可以“合法”超载。而同样是超载，交警叫“超载”，最低罚200元；路政部门叫“超限”，最高罚3万元；城管叫“超重”，最高罚2万元；运管叫“超越许可”，最高罚款1万元。这些部门的罚款互不相认，只能叠加。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昂的运输成本下，为了不亏本，运输商和汽车生产商不得不用一些歪点子，比如“大吨小标”。由于养路费等一般按车辆吨位收取，就刺激公路运输行业产生了“大吨小标”问题——即在车辆生产、改装或申报时，有意把装载重量按低于设计承载能力标注，以规避较高的养路费等，也就是说货车制造出厂，未上路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被超载”的命运。采用“大吨小标”的运输商，相比于“合法运输商”更具有竞争力，迫使后者通过超载才能获得利润，整个市场最终劣币驱逐良币。

超载利益分配流程[1] 制图：今日话题

如果货车司机是理性的决策者，他几乎只能选择超载。事实上，如果考虑超载所带来的货车折旧年限的减少，超负荷运转导致的经常性维修，以及司机面临的生命安全风险，货车司机或运输商通过超载所得的利润很难说有多少。

酒驾入刑之后，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预防作用，这也是许多人对货车超载入刑效果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

但酒驾本质上是个观念问题。而货车超限超载如前所述，是个复杂的经济问题。两者的发生机制不同。酒驾入刑的经验无法轻易复制。

也有人认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威慑力跟罚款总有区别。刑罚可以倒逼货运公司提高司机工资，货主提高运价，消费者承担更高运费，同时解决了“不超载就亏本”的问题。这其实是高估了运输商对下游的议价能力。道路货运行业长期以来存在“多小散乱弱”的局面。2007年的一篇论文《货车超载运输问题研究》称，公路货运市场大多是一家一户的经营主体，在整个货运市场中市场集中度极低，没有主导行业发展的大型企业。

公路货运行业缺乏议价能力，且市场运力充足，也就是说总有司机为了生计，愿意以身犯险，我们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人会无视法律。如果真要严格执法，一是刑事案件有一系列复杂的调查程序和诉讼程序，如果真将超限超载入刑，司法成本将成倍增加，司法资源一旦捉襟见肘，“选择性执法”就不可避免，到时候又产生了新的寻租空间。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动机与实际结果并不总是统一的。在立法上加重刑罚或者其他法律的惩罚强度，并不必然增加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效果，在特定条件下甚至起着相反的作用。二是货运车辆超载超速问题，与市场不规范、政府“雁过拔毛”有关。如果“不超载就亏本”的问题难以解决，强烈的谋生动力会迫使货车司机无视严厉的刑罚，继续普遍性超限超载，到时候司法机关可能会面临“法不责众”的困境。

因此，柿子不能只捡软的捏。基于刑法谦抑性格、效益性的考量，也应对货车超载超限入刑保持审慎，不能把制度和执法的弊端、责任过多地推向个人。

用刑罚解决经济问题，不只“货车超载超限入刑”。今日话题曾做过一期《农民无证收玉米被判刑，很可能是错案》，文章认为无证收购玉米并不适用“非法经营罪”，只是因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条款，使得非法经营罪天然具有“口袋罪”的基因，这几年愈发膨胀，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了涵盖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

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认为，某些经济问题虽然具有一定危害性，但成因复杂，并且带有明显的社会发展阶段性特质，是很难通过重刑来根治的，更需要通过明确税收、完善制度、严格规范执法等“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面对一种可能有危害的行为，人们的正义和激愤之情可以理解。但在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它不是唯一的手段，只有在作为“最后手段”时方可动用。